他慢慢走近,轻声说:
“清辞,你看江对岸的灯,像不像我们结婚那天的烛光?”
我回头,他离我三米远,手里拿着我的药盒。
“你说过要按时吃药的。”他声音温柔得能滴出水,
“今天还没吃呢。我们回家吃药,好不好?”
我哭了。
他走过来抱住我,把我从栏杆上抱下来。
那晚他守了我一夜,第二天就在我手机装了定位:
“不是监视,是怕你走丢时我找不到。”
现在,他在伪造我的“走丢”。
“症状描述要自然。”他继续勾画,
“比如‘脑子里有声音在说话’、‘记不清发生了什么’、‘一切都像在做梦’。这些都是临床常见描述。”
他顿了顿,抬头看我:“不过不能过度表演。你本来就在服药,有两年病史,这就是最好的证据。”
我看着他在纸上写的字,和我病历上医生的诊断书字迹并列。
一边是治疗。
一边是陷害。
“目击证人方面,”他翻到下一页,
“我安排了人,会证明在便利店见过你,时间点卡在事发前十五分钟。”
“整个逻辑链很完整。”他最后总结,露出胜券在握的微笑。
曾经我爱极了他这个表情,觉得有他在,天塌不下来。
“警方会采信,检察官也很难找到漏洞。”他说,“剩下的交给我。”
我忽然问:“如果判实刑呢?”
他的手指停在纸面上。
沉默持续了五秒。
“不会的。”他终于说,但没看我,“我有九成把握。”
然后补充,声音低沉:“万一……最多一年。我等你出来,一年很快。”
我想起流产住院时,他也说:“一年,一年后我们就能再要孩子。”
一年后,宋薇又出了新状况,他说:“再等等。”
现在他说,等我一年。
我笑了,手轻轻放在小腹上。
那里有道疤,是清宫手术留下的。
我说:“那我们的孩子呢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