劳动监察和税务部门的人员在工作日准时到访。
他们表情严肃,在独立的会议室里要求查看近三年的考勤记录、工资发放明细和完税证明。
整个公司笼罩在一种低压氛围中。
键盘敲击声变得格外稀疏,连走动和接水的人都少了很多。
我能感觉到无数道目光,或担忧,或窥探,或幸灾乐祸,在我办公室的玻璃墙上扫过。
刘远和他小团体的几个人,则几乎掩饰不住脸上的得意。
他们比平时更加大声地讨论中午吃什么,言语间夹杂着身正不怕影子斜之类的风凉话,目光却不时瞟向会议室紧闭的门。
刘远甚至贴心地给调查人员端去了咖啡,俨然一副热心同事的模样。
我没有出面,全权委托人事和财务总监配合。
我知道,此刻任何多余的举动,都会被解读为心虚。
我坐在电脑前,屏幕上是刚发来的加密压缩包,以及法务连夜审核通过的新版《员工手册》终稿。
表面上,我对调查不闻不问,照常主持例会,布置新季度任务,甚至批准了几个员工的调休申请,对刘远他们的挑衅视而不见。
这种沉默,被他们误读为退缩。
暗地里,证据链正以小时为单位迅速完善。
打卡记录清晰显示刘远近三个月迟到四十七次,其中超过半小时的达十五次,与他提交的加班调休记录大量冲突。
工作日志中他负责的项目,超过80%的核心任务提交时间集中在下午四点至六点,与他声称的高效上午工作模式完全不符。
还有一个录音:一位长期合作的、与我私交不错的客户王总,主动提供了一段电话录音。
刘远在录音里暗示:“王总,我们内部现在管理混乱,老板太年轻,只懂压榨,我实在担心后续服务跟不上啊……”
所有的证据都已就位,只等时机。
周五,下午四点。
距离官方调查结束已过去两天,公司似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
松懈的气氛开始弥漫,不少人已经关闭了工作界面,开始闲聊、刷手机,等待周末。
刘远的声音在办公区里显得格外刺耳。
他半坐在工位隔板上,对那几个跟班高谈阔论:
“所以说,跟年轻人斗,咱们有的是办法。举报信一发,上面一来人,你看她这几天多老实?屁都不敢放一个!”
“要我说,以后咱们就九点来,六点走,一分钟不多干,摸鱼摸到下班,看她能把我们怎么样?弹性工作制?她敢取消吗?取消了就是自己打脸!”
哄笑声响起,夹杂着几句“远哥牛逼”的奉承。
就在这时,我推开了办公室的门。
所有的谈笑声像被刀切断一样戛然而止。
整个办公区瞬间陷入寂静,每一双眼睛都聚焦在我身上,充满了惊疑和不安。
我没有刘远,而是平静地走到办公区中央。
“最近,关于公司制度,大家讨论得很热烈。”我的声音不高,却清晰地传到每个角落,“也感谢某些同事的积极贡献,让我们公司获得了前所未有的‘关注’。”
一些人低下了头。
“为了彻底回应这些‘关切’,避免未来再产生任何类似的误解,”我顿了顿,感受到空气几乎凝固,“我决定,从下周一零点开始,正式废除弹性工作制。”
压抑的惊呼声如同潮水般涌起,又被我接下来的话语死死压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