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桂芹带着小辉在市里待了三天。
这三天,对我母亲苗兰芬来说,堪称度日如年。
对我来说,则是一场精心控制的“现场教学”。
苏桂芹果然如我预料,各种幺蛾子不断。
第二天,她说医院的专家号没挂上,暗示母亲能否找关系。
母亲按照我教的话,一口回绝,表示无能为力。
苏桂芹当时就拉长了脸,一整天都没给母亲好脸色。
第三天,小辉的检查结果出来,需要开一种进口药,价格不菲。
苏桂芹又来找母亲,唉声叹气,说带的钱不够,希望母亲能“周转”一下。
这一次,母亲挣扎得更厉害了。
她看着咳嗽不止的孩子,恻隐之心又动了。
她偷偷把我拉到一边,小声商量:“倩倩,要不……就借她一点?孩子怪可怜的……”
我看着她,语气平静无波:“妈,你忘了昨天她因为你不帮她找关系,是怎么甩脸子给你的了?”
母亲噎住了,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
“可怜的孩子有他父母心疼。”我继续道,“如果连他父母都不愿意尽全力,我们这些外人操什么心?你信不信,你今天借了买药的钱,他们回去后绝不会再提还钱的事,甚至还会觉得我们小气,只借了这么点。”
我的话像冷水,浇熄了她刚冒头的同情心。
她想起苏桂芹这两天的态度,咬了咬牙,再次硬起心肠拒绝了。
苏桂芹这次彻底恼了。
她当着母亲的面,指桑骂槐,说现在的人越来越势利,亲戚之间一点人情味都没有。
母亲气得浑身发抖,却笨嘴拙舌地不会反驳,回来又跟我哭诉。
我只是安静地听着,偶尔递张纸巾。
让她充分感受这种“好心没好报”的滋味。
最后一天,苏桂芹大概知道捞不到更多好处,态度冷淡了许多。
临走时,母亲去酒店送他们。
苏桂芹果然绝口不提之前借的一百多块药费。
母亲脸皮薄,终究没好意思开口要。
回到家,母亲像打了一场败仗,瘫在沙发上一动不动,眼神空洞。
“走了?”我问。
“走了。”母亲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。
“钱呢?还了吗?”我故意问。
母亲身体一僵,把头埋得更低,声音细若蚊蚋:“……没提。”
“看,我说什么来着。”我语气里没有一丝意外。
母亲猛地坐起来,眼圈红了,带着哭腔:“我这是图什么啊!出钱出力,最后还落一身埋怨!她走的时候,连句谢谢都没有!”
“你现在明白了?”我看着她,“你以为你是在帮人,是在积攒人情。但在有些人眼里,你的帮助是理所当然,一次不帮,就是十恶不赦。”
母亲沉默了,眼泪无声地流下来。
这一次,她没有再反驳我。
现实的教训,比任何说教都深刻。
我让她独自消化这种情绪,没有立刻安慰她。
痛够了,才能记住。
晚饭我简单做了点面条,母亲没什么胃口,只吃了小半碗。
家里的气氛有些沉闷。
但这种沉闷,与以往那种我单方面憋屈的沉闷不同。
这是一种带着反思和阵痛的沉闷。
接下来的日子,母亲似乎消停了不少。
她不再像以前那样,对邻居、亲戚的请求大包大揽。
接到电话,她会先犹豫,甚至会下意识地看我一眼,再斟酌着回复。
我知道,苏桂芹这件事,给她敲响了警钟。
但几十年的习性,不可能根除。
她需要更多的“巩固练习”。
而我,也在耐心等待下一个机会。
同时,我的工作逐渐步入正轨。
我利用业余时间,开始悄悄做一些准备。
我租了一个银行保险柜,将家里一些重要的证件,比如户口本、房产证(虽然房子老旧,但毕竟是产权证)、父母的身份证等,都存了进去。
只留了复印件在家。
母亲发现后,很是诧异:“你把证件都锁银行干嘛?多不方便!”
“安全。”我言简意赅,“免得有些人动不动就想借。”
母亲听出我的弦外之音,张了张嘴,没再说什么。
这算是一种无声的警告和界限划分。
期间,董阿姨果然如我所料,再也没上过门。
偶尔在小区遇见,她也只是匆匆点头,眼神躲闪,绝口不提让她女儿找工作的事。
母亲似乎也察觉到了这种变化,有次还嘀咕:“最近好像没怎么见着董阿姨了。”
我淡淡回道:“可能忙吧。”
有些隔阂,一旦产生,就难以消除。
而这,正是我想要的。
我要让母亲慢慢感受到,当她不再“有求必应”时,某些“热闹”自然会远离。
这种“冷清”,或许会让她一时不适,但长远看,是好事。
一个月后,一个周末的下午。
母亲接到一个电话,是她以前单位的老同事,叫赵姨。
两人关系似乎不错,经常一起逛街。
母亲接电话时,语气很愉快。
但听着听着,她的眉头皱了起来,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。
“啊?要借那么多啊?”
“什么时候要?”
“可是……我最近手头也有点紧……”
“……哦,是给孩子买婚房凑首付啊……这是正事……”
“……我想想办法吧……”
挂了电话,母亲坐在沙发上,愁眉不展。
我放下手里的书,问道:“妈,怎么了?”
母亲叹了口气:“是你赵姨,她儿子要结婚,看中了房子,首付还差五万块,想跟我们借点,说半年就还。”
五万块。
对于我们家来说,不是个小数目。
尤其是父亲去世后,家里就靠母亲的退休金和我的工资,积蓄有限。
“赵姨家条件不是还行吗?怎么首付都凑不齐?”我故意问。
“哎,现在的房价多高啊!”母亲感慨,“她也是没办法了,才开这个口。”
“你答应借了?”我看着她的眼睛。
母亲躲闪着我的目光,低声说:“我……我说想想办法。你赵姨人挺好的,以前没少帮我……而且这是孩子结婚的大事……”
看,又来了。
“人情债”和“大事”成了她无法拒绝的理由。
“妈,”我放下书,语气严肃,“五万块,不是小数目。你确定她半年能还?现在经济不景气,万一她儿子工作有什么变动,或者家里有其他事,这钱拖个一年半载,甚至更久,怎么办?”
“不会的,”母亲急忙辩解,“你赵姨不是那种人,她说了半年还,肯定能还。”
“苏桂芹借钱的时候,也说回去就还。”我冷冷地抛出例子。
母亲的表情瞬间僵住。
“那……那不一样……”她底气不足。
“有什么不一样?”我逼问,“都是凭借口头承诺借钱。妈,借钱这件事,最考验人性。很多时候,不是别人不想还,是实在还不上。到时候,你是催还是不催?催,伤感情;不催,伤钱又憋气。”
母亲不说话了,手指绞着衣角,内心显然在激烈斗争。
一边是多年的老交情和“乐于助人”的惯性,一边是现实的担忧和我的反对。
“可是……我都答应想想办法了……”她为难地说,“这突然说不借,多得罪人啊!”
看,她最在意的,还是“得罪人”,是面子。
我早就料到了这一点。
所以,我准备了一个方案。
一个既能保住她部分面子,又能最大限度降低我们家风险,还能进一步教育她的方案。
“妈,”我放缓语气,做出妥协的姿态,“既然你觉得不借不合适,赵姨人也确实不错。那这样吧,钱,可以借。”
母亲惊讶地抬起头,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
我话锋一转:“但是,不能借五万。我们没那么多闲钱。最多借一万。而且,不能是口头说说,必须打借条,写清楚借款金额、日期、还款期限、利息。”
“利息?”母亲瞪大了眼睛,“都是老朋友,要利息多难看!那不是成放高利贷的了?”
“不要高利息,就按银行定期存款的利率算。”我解释道,“这不是为了赚那点钱,而是为了让借贷行为正规化。有借条,有利息,说明我们是认真对待这件事,也提醒对方这是需要按时归还的债务,不是可以随便拖欠的人情。”
我看着她:“妈,你想想,如果赵姨真的诚心借钱,并且有信心半年还清,她会不会介意打一张正规的借条?会不会介意付那一点象征性的利息?”
母亲愣住了,陷入思考。
“反之,”我继续加码,“如果她连一张借条都不愿意写,或者对这点利息斤斤计较,那说明她要么还款意愿不强,要么还款能力存疑。这钱,我们更不应该借。”
我的话,逻辑清晰,合情合理。
母亲似乎被我说动了。
但脸上还是充满犹豫:“这……这怎么开得了口啊……”
“这有什么开不了口的?”我拿起她的手机,塞到她手里,“现在就给赵姨回电话,把我的条件告诉她。如果她同意,我明天就去银行取钱。如果不同意,正好省事。”
我逼着她立刻做决定,不给她拖延和胡思乱想的机会。
母亲拿着手机,手有些抖,看着我,眼神里全是挣扎。
“打。”我语气平静,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。
母亲深吸了好几口气,终于,像是下定了决心,拨通了赵姨的电话。
电话接通了。
母亲按照我教的话,磕磕巴巴地说了我们的条件——最多借一万,需要打借条,按银行利息算。
我坐在旁边,安静地听着。
电话那头,赵姨的声音明显顿住了,然后热情消退了不少,语气变得有些勉强。
“……哦,还要打借条啊……呵呵,兰芬,咱们这关系,还用得着这个?”
母亲尴尬地看向我。
我用口型对她说:“坚持。”
母亲只好硬着头皮说:“……孩子要求的……说这样正规点……对双方都好……”
又说了几句,赵姨似乎不太高兴,说回去跟家人商量一下,匆匆挂了电话。
母亲放下手机,长长吐出一口气,像是虚脱了一般。
脸上有轻松,也有失落和不安。
“她……好像不太高兴。”母亲低声说。
“正常。”我毫不意外,“当一个人习惯了空手套白狼,你突然跟他讲规则,他当然会不舒服。等等看吧。”
我知道,赵姨“商量”的结果,大概率是不会借了。
因为愿意打借条、付利息的人,通常会更倾向于找银行或正规渠道贷款,而不是向私人开口。
果然,一直到晚上,赵姨都没有再打电话来。
第二天也没有。
这件事,就这么不了了之了。
母亲似乎有些怅然若失,偶尔会看着手机发呆。
我知道,她还在纠结“得罪了老同事”。
过了几天,我状似无意地提起:“妈,你最近有赵姨的消息吗?她儿子房子买成了吗?”
母亲愣了一下,摇摇头:“没……没联系。”
我笑了笑:“说不定人家找到更阔绰的亲戚,早就借到钱,房子都买好了呢。”
母亲没说话,但眼神闪烁了一下。
也许她潜意识里也明白,这钱没借出去,未必是坏事。
通过这件事,我再次给她强化了一个观念:帮助别人可以,但要有底线,要讲规则,要优先保护自己的利益。
尤其是涉及大额金钱的时候。
时光流逝,夏去秋来。
母亲在我的潜移默化和几次“实战”教训下,为人处世的方式悄然发生着改变。
她依然会帮助别人,但不再像以前那样大包大揽,会开始衡量轻重,会犹豫,甚至会偶尔拒绝。
她脸上的那种“滥好人”式的热情消退了一些,多了几分沉稳和谨慎。
家里的氛围,也渐渐从以前的压抑和随时可能被“牺牲”的不安,变得平静有序。
但我并没有放松警惕。
我知道,改造苗兰芬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
而且,真正的报复,并不仅仅是改变她。
那些曾经利用她的“好”而伤害过我的人,我也一个都不会忘记。
比如,那个让我错失考研机会的邻居家孩子,董莉莉。
我记得,上一世,她似乎也考上了研究生,但学校很一般。
后来找工作也颇费周折。
这一世,因为我的干预,她没能拿到我的复试资料,命运是否会不同?
我并不是关心她,我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。
一个可以让她也尝尝希望落空滋味的时机。
机会,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
而我,很有耐心。
深秋的一个傍晚,我下班回家。
母亲正在厨房做饭,心情似乎不错,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曲子。
我有些意外。
最近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啊。
“妈,什么事这么开心?”我放下包,随口问道。
母亲从厨房探出头,脸上带着一种久违的、略带炫耀的笑容:“倩倩,你猜今天谁给我打电话了?”
“谁?”
“街道办事处的王主任!”母亲声音都提高了八度,“说我们小区要选楼门长,觉得我人缘好,热心肠,想推荐我呢!”
楼门长?
一个芝麻绿豆大、没什么实权、却琐事缠身的“官职”。
但在母亲这类看重“名声”的人眼里,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肯定和荣誉。
我看着母亲那发光的脸,心中冷笑。
看来,消停了一段时间,有些人又按捺不住,想把我母亲这块“金字招牌”推出去,为他们跑腿卖力了。
也好。
楼门长这个位置,接触的都是鸡毛蒜皮、家长里短。
正是检验母亲“学习成果”,以及我施展手段的“绝佳舞台”。
我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。
“哦?那是好事啊。妈,你答应了吗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