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话铃声尖锐地划破出租屋的宁静时,我正陪着儿子乐乐搭积木。
阳光透过干净的窗户,在地板上铺了一层暖融融的光晕,乐乐的小脸蛋红扑扑的,笑得像个小太阳。
屏幕上跳动着“老公”两个字,我心里那点仅存的温度,瞬间冷却。
我接起电话,没出声。
电话那头是方健压抑着焦躁的呼吸声,背景音里混杂着我婆婆何芬尖利的抱怨和电视机的吵嚷。
“姜遥,你在哪儿?”他的声音紧绷,带着他自己都未察觉的恐慌。
我把一颗蓝色的积木放到乐乐的小手里,语气平静得像在谈论天气。
“在外面。”
“外面是哪里?你快回来!妈说家里没米了,中午饭都不知道怎么做!”他几乎是吼出来的,仿佛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。
我轻笑出声,这笑声通过听筒传过去,一定冰冷又刺耳。
“哦?没米了?”我慢条斯理地问,
“昨天不是刚发工资吗?你那四千二,一天就花完了?”
方健瞬间语塞,电话那头传来一阵支支吾吾的声音。
“……妈去超市买了一堆菜,都是大姐想吃的海鲜,爸要买好烟,还有……姐给俩孩子买了新玩具和一堆零食……开销,开销是有点大。”
他的声音越来越小,底气全无。
我嘴角的弧度更大了,眼里却没有半分笑意。
“那不是绰绰有余吗?你行的,加油。”
说完,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
世界终于清静了。
我看着身边专注于积木的儿子,拿起水果刀,给他细细地削了一个苹果,果皮连成一条不断的长线,落在垃圾桶里,像是我过去五年婚姻里那些被无声斩断的忍耐。
出租屋虽然不大,但每一寸空气都是清新的,自由的。
手机嗡嗡震动,方健又打了过来。
我没有丝毫犹豫,关机。
思绪不可抑制地飘回昨天。
那是我人生中堪称魔幻的一天。
大姑姐方娟带着她老公和两个上蹿下跳的孩子,公公婆婆拎着大包小包,像一支占领军,浩浩荡荡地涌进了我的家。
我那套精心布置的三居室,瞬间沦陷。
主卧被公婆理所当然地占据,说是他们年纪大,需要住带独立卫生间的房间。
次卧,也就是我和方健的房间,被大姑姐一家四口挤了进去,理由是她两个孩子需要更大的活动空间。
最后,只剩下儿童房。可婆婆何芬大手一挥:“乐乐还小,跟你们大人挤挤就行了,这间房放行李和杂物。”
于是,我和我五岁的儿子,在自己的家里,被“发配”到了客厅的沙发上。
我还没来得及开口,方娟那个八岁的儿子,就已经拿着一支油性记号笔,在我纯白的梳妆台上画下了一只张牙舞爪的黑色蜘蛛。
我的心脏猛地一抽,那套梳妆台是我自己攒了三个月工资买的。
我一把抓住那孩子的手,声音已经冷了下来:“谁让你乱画的?”
孩子“哇”地一声哭出来。
婆婆何芬立刻像老母鸡护崽一样冲过来,一把将我推开:“你冲一个孩子横什么横!小孩子不懂事,你擦擦不就行了!那么金贵?”
方娟也抱着胳膊,阴阳怪气地开口:“就是啊弟妹,你一个大人跟孩子计较什么?再说了,不就是个破桌子吗?我弟又不是买不起新的给你。”
我看着她们,又看看站在一旁,始终一言不发的方健。
他没有看我,反而走过去哄他侄子,一副“一家之主”的派头,对着我使眼色,嘴型无声地说:“大度点。”
大度点。
我多年的隐忍和付出,在他眼里,就是如此廉价的三个字。
晚餐,我压着心头的火,在厨房里忙碌了两个小时,做了六菜一汤。
端上桌,那一家人风卷残云,仿佛饿了三天三夜。
我给乐乐夹了一块排骨,还没等孩子送到嘴里,就被大姑姐的儿子一把抢过去,塞进了自己嘴里,满嘴流油。
乐乐的眼睛瞬间红了,委屈地看着我。
我还没说话,何芬就笑呵呵地打圆场:“哎呀,哥哥喜欢吃,就让给哥哥嘛,乐乐是弟弟,要懂事。”
方娟剔着牙,对我做的菜指指点点:“弟妹啊,你这手艺也就一般般,明天我想吃澳洲大龙虾,再整个帝王蟹,给我俩孩子补补。”
那一刻,我看着满桌的狼藉,听着他们理所当然的索取,再看看旁边那个满脸得意,享受着众星捧月般“孝子贤孙”光环的丈夫,我心底某个一直紧绷的弦,“啪”地一声,断了。
我突然就笑了。
原来,我苦心经营,省吃俭用维持的这个看似体面温馨的家,在他们眼里,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时入住、予取予求的免费饭店。
而我,就是那个不配有姓名、不配有情绪的免费保姆。
夜里,我和乐乐蜷在狭窄的沙发上,听着三个房间里传来的均匀的鼾声。
乐乐小声问我:“妈妈,我们为什么要睡沙发?我的床呢?”
我摸着他的头,轻声说:“乐乐,明天,妈妈带你去住一个新家,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,又大又干净的家。”
那一晚,我彻夜未眠,在手机上默默地规划着一切。
天一亮,我没有惊动任何人,用最快的速度收拾了我和乐乐的证件、必需品,以及我早就藏好的、真正属于我的那几张银行卡和房产证。
然后,我抱着熟睡的乐乐,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个被鸠占鹊巢的“家”。
现在,坐在这间我昨天连夜租下的一室一厅里,阳光正好,儿子在旁,我只觉得前所未有的轻松。
方健,你的“好日子”,才刚刚开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