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章

帐篷帘落下时，带进一阵裹挟着沙砾的风。

我躺在那里，听着外面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声由近及远。

真有意思，一个经历过战地报道的翻译官，会在堪堪擦伤后出现“急性应激反应”；

帐篷外，两名国际志愿者的交谈随夜风飘进来，用的是带着北欧口音的英语：

“看到没？那位中国大使亲自把伤员抱上直升机，还用手帕按住他的伤口。”

“她们东方人不是讲究克制吗？”

“那得看对谁，听说那位先生的父亲曾是外交明星，为救同事死在撤侨路上。大使先生大概是在偿还某种人情债。”

“那帐篷里这位……”

“官方配偶。政治婚姻，你懂的。”

这些话像一把把刀子，剜开我的伤口。

接下来的一周，夏满萤的公务行程表上罕见地出现了“驻地留守”的标注。

她每天出现在野战医院，带着外交邮袋坐在我病床前处理文件。

可她的注意力从未真正停留。

每次卫星电话震动，她接听时的第一句总是：“周记者情况如何？”

每当医疗协调员出现在帐篷口，无论是否与她有关，她都会立刻起身询问是否需要她来协调。

我只是沉默地看着她一次次离去，又一次次带着歉意回来。

我想，我可能是真的对她一丁点感情都不再有了。

因为，我已经毫不在意她这些行为。

出院那天，使馆的防弹车直接开到了医疗区，夏满萤扶我坐进后排。

“林栖舟，总务处已经将我们调至新建的馆员公寓。”

车驶过仍有弹坑的街道时，她递给我一份建筑安全认证，“钢筋混凝土结构，不会再出现安全问题。”

我拄着拐杖走过光洁的大理石地面，打量着四周。

周围很安静，还有个小院子，不像从前和别人家紧紧相邻，连在院子里放盆花都要挪出地方。

我曾多么渴望一个独属于我们两个的房子，不需要多大，但温馨、安全就好。

如今这个愿望以超出标准的形式实现了，这里的安保级别甚至高于大部分使领馆办公室。

可当我推开浴室门，看见镜子里那个右腿还打着石膏、脸色苍白的自己时，突然觉得荒谬。

这些都是我的伤痛才换来的。

“我们有新家了，”她笑着说，领着我参观。

客厅茶几上摆着一束厄瓜多尔玫瑰。

墙壁上挂着我曾提过的挂画。

厨房也是按照我的心意装修的。

甚至还有一个隐藏的小花园，里面种着一些蔬菜花果。

就在这时，门禁系统发出轻柔的嗡鸣。

夏满萤快步走向监控屏，动作流畅的解锁。

周奕清站在走廊里，身旁立着贴满外交豁免标签的行李箱，肩头披着明显属于男性的羊绒外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