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0章

以往这种时候，我早该红着眼眶质问了。

现在这副公事公办的态度，反倒让他有点接不上话。

走廊突然炸开护士的喊声：“308床林婉秋左手神经永久性损伤！功能恢复希望渺茫！”

沈恪猛地扯掉氧气管，伤口崩开都没察觉。

我还没来得及按他，他已经光着脚冲出去了。

“婉秋！”他抓着她的手腕，指尖都在抖，“怎么会永久性损伤？你们用了什么药？！”

主治医生额头冒汗：“沈大使，是坠落时桡神经被锐器割断，我们尽力吻合了，但神经再生可能……”

“我不要听可能！”沈恪眼睛血红，“她是记者，要拍照要写稿，没有手她这辈子就毁了！用最好的方案，无论什么代价！”

我靠在门框上，忽然想起去年在战地，我的右手曾被流弹擦伤神经，术后恢复期抓握不稳。

沈恪在慰问电话里说：“你是学医的，手很重要，但更要坚强，组织上相信你能克服。”

原来“克服”是留给我的，“无论什么代价”是留给她的。

国际医疗专家组会诊到凌晨，结论残酷：林婉秋的左手功能恢复，需要进行的超高难度神经显微重建手术。

但目前全球只有寥寥几个医疗团队有成功案例。

而其中成功率最高的团队带头人，正是我导师的导师。

那位早已退休、只为极少数病例出手的国际显微外科泰斗，威廉·陈教授。

陈教授曾公开表示，因为年事已高，每年只做两台手术。

我们家族有遗传病，而陈教授曾是我父亲的好友，父亲临终前恳请他为我保留一个手术资格。

如果他不能为我进行手术，我就要切除一颗肾才能保命。

第二天，沈恪的秘书找到了我，递上一份厚厚的“医疗外交协调方案”。

“宋小姐，”秘书语气恭敬却不容置疑，“沈大使恳请您动用在陈教授那里的全部情分和人脉，请他破例为林记者主刀。”

“这不仅是医疗问题，也关系到一位杰出战地记者的事业生命，是我国对外展示人文关怀的重要外交案例。”

我看着方案扉页上“外交任务”的红色印章，觉得血液都凉了。

“陈教授一年只做两台手术。”我的声音干涩，“我等了五年，才排上他明年的档期。我的病已经等不起了......”

“宋小姐！”秘书打断我，推过来另一份文件，“大使说，他理解您。但‘小我’必须服从‘大我’。如果您能促成此事，外交部可以协调国内顶级医院为您提供同等级别的支持。当然，陈教授那里……恐怕需要您主动退出并推荐林记者了。这是外交需要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