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天,母亲就带着妹妹找上门。
妹妹趁我不注意,往我书包里塞了只蚂蚱,吓得我尖叫,她却拍着手笑。
有天放学,她堵在巷口,手里攥着把小刀,恶狠狠地说:
”你不跟我回家,我就划破你的脸。“
母亲站在远处看着,假装没看见。
更让人心烦的是,母亲每天在村里游荡,见人就抹眼泪:
”我那苦命的安安啊,跟着她爸吃不上饭,穿不上衣,瘦得像根柴火……“
邻居们看我的眼神渐渐变了,有同情,有怀疑,像细小的针,扎得人难受。
父亲夜里总是唉声叹气,烟抽得更凶了。
某天早上,他突然说:
”安安,爸带你去城里打工,咱离这儿远远的。“
出发前一天,奶奶把攒了半辈子的积蓄塞给父亲,又往包里塞了好几件棉衣:
”城里冷,照顾好安安,别让她受委屈。“
她拉着我的手,反复摩挲:”有空就给奶奶打电话,奶奶想你。“
天还没亮,父亲就背着行李,牵着我往车站走。
露水打湿了裤脚,凉丝丝的。
经过村口时,我恍惚看见老槐树下站着个身影,头发被风吹得乱舞,像母亲。
可揉了揉眼睛再看,那里只有空荡荡的风。
火车轰隆隆地往前开,窗外的树影连成一片绿色的河。
我靠在父亲肩上,轻声问:
”爸,妈妈是不是从来都不爱我?“
父亲沉默了很久,才低声说:”她不是不爱,是被猪油蒙了心,分不清好歹了。“
左耳越来越听不清声音,火车的轰鸣在那只耳朵里,变成模糊的嗡嗡声。
但我听得清父亲的话,记得他说”以后不用再让着谁了“。
道理我都懂,可心里像被挖了个小洞,风灌进去,呜呜地响,带着说不清的酸涩。
父亲从包里掏出个苹果,用小刀削得干干净净,切成小块喂我。
阳光透过车窗,照在他手上的老茧上,闪着温暖的光。
我咬着苹果,甜津津的汁水漫过喉咙,突然觉得,就算左耳听不见了,就算要走很远的路,只要跟着爸爸,就不怕。
十年后。
二十八岁的我站在画展中心的展厅里,看着自己笔下的《穗月》被挂在最显眼的位置。
画布上,金色的麦穗在阳光下起伏,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蹲在地里,手里攥着半捧麦粒,远处是模糊的自行车轮印——那是我对童年最深的记忆,也是我成为插画师的初心。
”安安,这边。
丈夫周明宇举着相机朝她笑,镜头里的她穿着米白色连衣裙,左耳戴着小巧的珍珠耳钉,遮住了那道几乎看不见的疤痕。
这些年,我的左耳听力始终没能完全恢复,但这并不妨碍我听见生活里的温柔声响:
明宇煮咖啡的咕嘟声,父亲晨练时收音机里的戏曲声,还有……偶尔从远方传来的、小心翼翼的问候。
父亲五年前退休后,就在我和明宇定居的城市买了套小房子,每天侍弄花草,周末雷打不动地来给她做红烧肉。
他鬓角的白发更多了,却总爱说:“现在日子才叫日子。”
画展结束那天,父亲接了个电话,回来时眼圈红红的。
“是你妈。”他搓着手,有些局促。
“说苏瑶……想看看你。”
我沉默了片刻。
这些年,母亲很少联系我们,偶尔的电话也总是说些无关痛痒的话。
倒是去年冬天,我在医院值夜班,碰到一个被父母逼着练琴、偷偷用刀片划手的小姑娘,突然就想起了苏瑶。
我托人给母亲带了本自己写的绘本,讲的是两个女孩如何学会分享与尊重。
见面的地方约在茶馆。
母亲比记忆中苍老了许多,头发染得乌黑,却遮不住发根的灰白。
苏瑶坐在她身边,穿着职业套装,手指上没有钢琴茧,倒有不少倒刺——她最终没能成为钢琴家,高中毕业后就嫁了人,后来又离了,现在在超市做收银员。
“你……过得真好。”母亲看着我,眼神复杂,有羡慕,也有不易察觉的愧疚。
“你爸跟我说,你开画展了。”
苏瑶没说话,只是一个劲地喝茶。
中途她去洗手间,我也跟了出去。
镜子前,苏瑶突然说:“小时候……对不起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