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搬出去住了三年。
这三年,我像一只鸵鸟,把头深深埋进沙子里,拼命工作,拼命赚钱,试图用忙碌来麻痹自己,忘记那些不堪的过往。
我和我妈很少联系。
偶尔她会打个电话来,问我过得好不好,钱够不够花。
我们的对话总是简短而客气,像两个不太熟悉的远房亲戚。
我克制着自己不去关心她的生活,但还是会从朋友那里,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消息。
听说,陈斌拿到那二十五套房产后,彻底飘了。
他卖掉了地段最好、最容易变现的几套公寓,换来的钱被他用来吃喝嫖赌,挥霍无度。
他和他那个妈,成了上流社会圈子里的笑话,一个典型的暴发户,一个没有底蕴的成年巨婴。
每当听到这些,我心里没有一丝快意,只有一种沉闷的悲哀。
我偶尔会在深夜里想起我妈。
想起她一个人守着那栋旧房子,想起她那张平静得让人心慌的脸。
但只要一想到她当年提着果篮去参加乔迁宴的背影,我心里那股无名火就会再次燃起。
我无法原谅她的“不争”。
我恨她的懦弱,让我和她一起,成了别人眼中的笑柄。
时间就在这种疏离和怨恨中,不咸不淡地流淌着。
我以为,我和她的关系,就会这样一直冷淡下去,直到其中一个人死去。
然而,意外总是比明天先来。
那天下午,我正在公司开一个重要的项目会议。
手机在静音模式下疯狂震动。
我皱着眉按掉,但对方锲而不舍地一次又一次打来。
是一个陌生号码。
我心里莫名地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,跟同事打了声招呼,走到会议室外接起了电话。
“您好,请问是方惠兰女士的女儿,陈念女士吗?”
电话那头是一个急促又公式化的女声。
我的心脏猛地一缩。
“我是,我妈她怎么了?”
“您的母亲突发急性脑梗,现在正在我们医院抢救,情况很危险,请您立刻过来!”
轰!
我的大脑像被投入了一颗炸弹,瞬间一片空白。
脑梗?
抢救?
危险?
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,像一把巨大的铁锤,狠狠砸在我的胸口,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前一秒还充斥在我心里的所有怨恨、不满、疏离,在这一刻瞬间瓦解、烟消云散。
只剩下铺天盖地的恐慌和心疼。
我什么都顾不上了,抓起包就往外冲,甚至没来得及跟任何人请假。
我疯了一样地冲向医院,一路上闯了好几个红灯。
当我满头大汗地跑到急救室门口时,看到病床上那个虚弱、苍白、插着各种管子的老人,我的眼泪“刷”地一下就下来了。
那是我的妈妈啊。
无论我怎么怨她,恨她,她都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的妈妈。
医生把我拉到一边,脸色凝重地交代病情。
“病人是突发性大面积脑梗,送来得还算及时,但情况依然不容乐观。我们建议立刻进行手术,但手术费用很高,而且风险也很大,你们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。”
一大笔手术费。
我的心沉了下去。
这三年我虽然拼命工作,但积蓄也有限。
我急得在走廊里团团转,像一只没头的苍蝇,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:去借钱,砸锅卖铁也要救我妈!
就在我准备打电话给朋友的时候,一只冰凉的手,轻轻拉住了我的衣角。
我回过头,看到我妈已经醒了。
她戴着氧气面罩,脸色白得像纸,但眼神却异常清醒。
她艰难地抬起另一只手,从枕头下摸出一张银行卡,和一张折叠起来的纸条,塞进我的手心。
她的嘴唇在氧气面罩后微微翕动,发出含糊不清,却异常坚定的声音。
“念念……”
“去银行……”
“把钱……都取出来……”
我握着那张冰冷的银行卡,看着她虚弱却充满力量的眼神,心里充满了巨大的疑惑。
这张卡里能有多少钱?
几万?还是她省吃俭用攒下的十几万退休金?
这对于高昂的手术费来说,只是杯水车薪。
但看着她不容置疑的眼神,我还是点了点头,紧紧攥着那张卡,冲向了医院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