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年时间,足以改变很多事。
在欧洲的七百多个日夜,我每天都在和死神赛跑。高强度的工作,极端的环境,反而让我找到了久违的安宁。
在这里,没有“男闺蜜”,没有无休止的争吵,没有那种令人窒息的家庭氛围。
我的世界里只剩下手术刀、监护仪的滴滴声,和病人转危为安后家属的眼泪。
我带领的团队,成功将一个地区的重症死亡率降低了三十个百分点。我个人主刀的几例跨国界远程会诊高难度手术,也让我的名字在国际心胸外科领域,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。
项目结束前,院里发来邮件,询问我回国后的安排。凭借这次的履历,我可以选择去国内任何一家顶尖医院。我最终选择了首都的一家心外科中心,他们给了我一个独立的手术团队和一个主任医师的职位。
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
这两年,我刻意切断了与过去的所有联系。许安然应该早就收到了法院的离婚判决书。我们之间,已经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了。
偶尔,我会和一个叫林思源的华人医生一起喝杯咖啡。她是我团队里的麻醉师,一个干练、清醒又有趣的女人。
她知道我离过婚,但从不多问。我们之间有一种成年人特有的默契和分寸感。
“周,回国后有什么打算?”这天,在项目组的告别晚宴上,林思源端着酒杯走到我身边。
“先睡个三天三夜,”我开了个玩笑,“然后去新单位报到。”
“不打算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?犒劳一下自己?”她碧色的眼眸在灯光下闪闪发光。
我摇摇头:“不了,只想尽快回到熟悉的环境里。”
熟悉的环境,但不是熟悉的人。
正聊着,一个年轻的同事忽然跑过来,神色古怪地对我说:“周主任,外面……外面有人找您。”
“谁?”我很意外,在这里,除了项目组的人,我不认识任何人。
“她说……她叫许安然。”
我端着酒杯的手,在空中停滞了一秒。
这个我已经快要忘记的名字,像一颗深水炸弹,在我平静的心湖里,炸开了一圈浑浊的涟漪。
我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。
“你说谁?”
“许安然。还有一个男的,叫……陈浩?”